武汉有哪九个城门？

网上有关“武汉有哪九个城门？”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武汉有哪九个城门？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武汉老城门的历史印痕

武昌九个古城门现在还看得到的只有起义门一座了，系为纪念武昌首义70周年而重建

1926年10月，武昌古城垣“拆除令”下达；80年过去，老城门只留文字符号

在历史上，我国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墙（以及城门），便成了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那么，曾经声名远扬的武汉老城墙，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武汉老城门又是如何淡出人们的视线？

武昌城曾为南方重要城垣

中国的许多城市是沿江河湖海而兴建的，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防洪。武汉三镇，鼎足而立，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临江一带，城门特别少，就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

翻阅历史典籍，武昌城——这座武汉三镇中建城历史最为悠久、历经1700多年沧桑的古城，其往事跃然纸上。

武昌有城，是从三国时期的公元223年开始的。那一年，吴主孙权在江夏山（今蛇山）东北筑夏口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方圆仅二三里。

南朝时，宋孝武帝于454年在夏口城立郢州，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郢城。梁武帝时，梁将曹景宗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石城为军事堡垒，北临沙湖、余家湖，南距郢城约二里。此后，隋文帝于589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古时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后来，唐节度使牛僧儒驻鄂州，改建鄂州城，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围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

武昌城基本定型于明朝。1371年，朱元璋的大将、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将城区扩大到黄鹄山（今蛇山）南，城周约20里，墙体为陶砖砌就，墙高2至3丈不等，环城挖护城河一道，水深1丈多，辟有9个城门：东有大东门，东南有新南门，南有保安门、望泽门，西南有竹唉门，西有平湖门，西北有汉阳门，北有草埠门，东北则有小东门。1535年，都御史顾磷改大东门为宾阳门，改新南门为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为起义门），改望泽门为望山门，改竹唉门为文昌门，改草埠门为武胜门，改小东门为忠孝门。清光绪年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在中和门和宾阳门之间增辟一门，称通湘门。

这些城门位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年过七旬的“老武汉”、武汉文史界知名人士张诚杰教授，谈起来如数家珍。

1920年代初，一名上海籍摄影家在武汉采风期间，拍下的当时武汉一座城门的照片。门洞上方文字是：行人靠左，车辆慢行，不要拥挤，不要滞留。（资料）

东北部的忠孝门，在如今小东门；宾阳门在古城正东，位于今大东门立交桥处；东南部的起义门位于今首义路；保安门在古城正南，今保安街附近；望山门也在古城南面，今解放路南端，武昌造船厂东门附近。文昌门位于古城西南，今武昌造船厂北门附近；平湖门是古城西门，今平湖门水厂附近；汉阳门在古城西北，现武昌曾家巷附近；武胜门是古城北门，在今积玉桥得胜桥街口；通湘门，设车站于门外，以通湖南，故址在今紫阳路东端，靠近武昌火车站。

明代的武昌城，里巷阡陌，衙署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建筑遍布，文人学士荟萃，俨然是一座政治中心，为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垣。

汉阳城屡次毁于战火水灾

汉阳是一个真正的古名，它使用了1400年。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因当时的汉津古城位于汉水之北，按我国自古以来地名的命名原则“山南水北为阳”，遂改名“汉阳”，沿用至今。

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对武汉的行政建制在隋朝的基础上稍稍作了一些改变：原江夏郡改为鄂州，州治设在江夏县（今武汉市武昌区），下辖5个县；在长江以北设置沔州，下辖汉阳、汉川两个县，沔州州治设在汉阳县（今武汉市汉阳区），并将汉阳县以及沔州的行政机构都一起从蔡甸的临嶂山下迁到龟山南麓的凤凰山（又称凤栖山）下。

与此同时，唐朝地方官员开始筹建汉阳城。其城址位置东临长江，北倚凤凰山，南接鹦鹉洲，西濒汉水。汉阳城周长为1072丈（约3.6公里），建有8座城门，东为迎春门，南为沙洲门，西为孝感门，北为汉广门，东南为朝天门，西南为汉南门，西北为下汊门，东北为庆贺门。这一城建格局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汉阳以显正街为东西轴线，其东端人们习惯称东门、古楼东，两厢则称为南城、北城。

北宋时（1122年），江河大水泛滥，汉阳城毁于水患。直到元末明初，汉阳因此一直没有城廓。

明朝初年朱元璋平定楚地后，汉阳知府程瑞重修汉阳城，其地理位置仍取“东南临大江、西北跨凤栖”之势。明嘉靖三年，汉阳城周长约2.5公里，设城门4座，按东西南北分别为朝宗、凤山、南纪、朝元。城内正街小巷纵横交错，城外与陆路水路相连，交通便利，为明代汉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此后，汉阳城两度毁于战火。明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先后进驻武昌、汉阳，汉阳城被毁。清顺治十八年，知县曲圣凝、守备董朝禄分别对汉阳进行了维修，将原城墙增高了数尺，并重建了南城和西城的城楼。咸丰年间，武汉三镇又成为太平军与清军殊死搏斗的战场，太平军曾四克汉阳，此时不仅汉阳城被毁，就连西城外不远的归元寺，大雄宝殿、罗汉堂等建筑亦毁之殆尽。

清光绪六年，汉阳城重建，其城围计2公里多。在城的东南西设朝宗、南纪、凤山门，北面则凭借了凤凰山这一天然屏障，山外一侧有一座宋代兴建的著名寺庙——兴国寺。从凤山门到朝宗门，当中一道通衢为正街，这就是今日的显正街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阳知府严舫、知县林瑞枝主持再修汉阳城，并且将东谯楼改为汉江楼，准许百姓登楼眺望长江。

汉阳城最后的规制为周长不到3公里，城门有三座，即东边的朝宗门、南边的南纪门、西边的凤山门。三座城门各建一谯楼，东南临江，有水闸，北倚凤凰山。汉口城设堡挡太平军

武汉三镇，最繁华的城区在汉口，最有现代化气息的建筑也多半在汉口。然而，在历史上，今日汉口却是汉阳的属地。即使是在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汉阳两地以河为界后，汉口也一直属汉阳管辖，直到1889年，清政府在汉口设立夏口厅，汉口才与汉阳分治。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这句民谚恰当地表述了汉口的历史。比起上千年历史的武昌、汉阳，只有500多年历史的汉口算是后起之秀了。

汉口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时，当时还是与武昌隔江相望、与汉阳连为一体的荒洲。明朝崇祯年间，为防止后湖水泛滥，上起硚口，下至一元路，挖土修建了一条堤防。挖土筑堤，堤后便形成了一个深沟，被起名为玉带河。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驰骋江汉之间，清兵十分恐惧，于是就堤基构筑汉口堡。工程在今中山大道一线上展开，堡外挖一条壕沟，开辟包括玉带门、居仁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在内的7个堡门。

1905年，汉口动工修建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张公堤。自建成之后，后湖十几万亩低洼地上升为陆地，这样导致汉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而后来，玉带河渐渐淤塞，清末遂拆除汉口堡改建大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今日汉口的雏形就逐渐形成了。

武昌、汉阳古城拆除始末

拆除武昌古城垣的动议，最初起源于粤汉铁路的兴建。1890年，清政府决定建设粤汉铁路，拆除影响铁路建设的武昌古城垣的提议随之而来。后粤汉铁路建设因资金问题搁置，拆除动议也就不了了之。

1919年，湖北省议员陈士英等62名绅士再次联名上书，倡议拆除武昌古城垣，通过拆城修路将城内城外连成一片，从而发展武昌经济，解决当时经济之困。他们提出了城垣存在的五个“弊端”：阻碍交通；检查繁琐，人民出行不便；内外隔阂，有碍治安；空气闭塞，容易发生瘟疫；影响城中商业。不过，由于拆城工程浩大，加之民国之初局势极为动荡，多数议员不赞同陈士英等人的议论，有的议员则尖酸地回应说：“不拆城放屁都不易散去，会闭死人的。”议论纷纷之下，当局反复研究未果，使拆城之议搁置下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长沙、岳阳、贺胜桥先后被攻克，势如破竹，兵抵武昌城下。然而，军阀吴佩孚依靠坚固无比的武昌城墙顽抗，北伐军死伤无数而未获成功，只得改变攻城计划，采取迂回战术，先后攻克汉阳和汉口后，于9月16日攻克鄂豫边界的武胜关，使武昌变成一座孤城。吴佩孚军大部撤至河南信阳。在长期的封锁下，武昌守军弹尽粮绝，终于投降。北伐军在历经4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在10月10日入城。

在胜利后的一次会议上，亲睹攻城艰难的郭沫若等，再次提出拆除武昌城垣这一“封建堡垒”的议案。并获得很多人支持。一批湖北籍人士虽不赞同，但围城之痛记忆犹新，也不好多说什么。

在武昌平湖门至花堤街的200多米景观墙上，9幅油画的内容就是清代武昌各地段的9座城门，给这里平添几分古朴、悠远。图为当时湖北美术学院教师在墙上潜心作画。

1926年10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作出了拆除武昌城垣的决定，任命万声扬为拆城委员会主任，并设置武昌城拆城办事处，整个拆城工程由政府招商承拆。但当政府官员到城垣各段实地勘察时，一些辛亥老人纷纷建言力保重要遗迹。当巡查到起义门时，张难先等人激动地说：“动这座城门就是为北洋军阀张目，痛恨辛亥革命！”随行人员尴尬不已。巡视到奥略楼时，石瑛等人表示：此为元代遗址，决不能拆！张、石二人德高望重，政府部门也不敢硬顶，于是这两处终于被保留下来。

拆城进展随着时局的变化时断时续，直到1929年，武昌城垣被全部拆毁，护城河也被填平。所拆的城基除主道留作修建马路外，其他地方都被当时的士绅阶层购买建宅。城砖则被百姓取走。武昌城自此仅余城门名字供后人凭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28年，因大规模改建武汉，汉阳古城垣大部分也被拆除，余下西门及两侧一段城墙也在1950年被拆，如今东门、西门、南门仅作为地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仅留地名延续文化血脉

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古城拆除后，地名担当了延续文化血脉的使命。

在武昌，清末洋务运动中大兴土木、建厂修路，使城市地貌发生较大变化。而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变化就更大了，所以新地名产生的节奏也不断加快。不过，细看武昌地图，武昌古城仍依稀“存留”，如今日武昌中山路基本上是沿着武昌古城的墙基走向拓建而成的，至今仍留有小东门、大东门、汉阳门、起义门、平湖门、保安街、巡司河、新桥等与古城有关的地名。如今当我们漫步在这条宽阔的马路上，看到两旁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深感时代步伐前进之快。

汉阳城自1928年拆毁后，1931年特大洪水袭击武汉，汉阳城区水淹1米以上，但曾贯通汉阳城墙东西的显正街，仍为商贾要道。与显正街垂直的东门正街（今拦江路）、西门正街（今鹦鹉大道），则成为汉阳商贸繁华的地区。

尽管如此，古城垣的拆除，至今仍令无数“老武汉”惋惜。

张诚杰教授说，城墙的范围是固定的，城市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二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城墙确实延缓了城市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是多开城门，就是拆除城墙，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必然趋势，无法阻挡。但盲目地乱拆除，破坏了文物古迹，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城墙是劳动人民建造的，表现了极高的建筑艺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有些已存在了数百年，甚至千余年，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建筑工程水平，可以为发展旅游和研究工程技术服务。

保存了有价值的城墙，势必影响城市的发展，那就只有多开城门，向郊区发展，或干脆在它的近旁开辟新市区，以解决城市发展和保护城墙的矛盾。西安就是这样做的，既保存了历史名城，又开辟了新的市区，使古城与新市区协调发展，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一砖一瓦，一寺一院，一街一巷，一歌一咏，一诗一画，这些历经历史风雨淘洗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栖息着我们民族历史的灵魂，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情感气质，是我们民族得以血脉绵延、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更是我们走向未来、实现振兴的‘软实力’。”张诚杰教授说。

以余华九十年代之前的代表作为例,谈谈先锋小说反叛传统的主要特征（高分求助）

山塘老街

山塘老街全长360米。虽仅有七里山塘的十分之一，却是山塘的精华所在，被称之为“老苏州的缩影、吴文化的窗口”。

老街重现了当年山塘的繁盛，店肆林立、会馆齐聚。既有苏州老字号采芝斋、五芳斋、乾生元等小吃店；也有吴韵茶庄、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紫檀木雕、石雕、刺绣等特色商铺。

玉涵堂

吴一鹏故居是苏州城外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民居建筑，她建于明朝嘉靖十年，距今已有五百年多的历史。吴一鹏故居占地4896平方米，建筑面积5468平方米。

吴一鹏（1460-1542）是苏州山塘街人。明朝弘治六年，吴一鹏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来做了正德皇帝的老师。嘉靖年间他官至礼部尚书.吴一鹏故居是典型的江南民居。房屋现分四路五进，除主厅玉涵堂为明代遗构，其余都是清代及民国年间的建筑。

通贵桥

通贵桥是山塘街的标志性建筑，意思就是通向富贵人家的桥。这富贵人家是明代礼部尚书吴一鹏。当时吴一鹏住在桥南的东杨安浜，他与住在山塘街上菩提庵前的方先生是好朋友，经常来往，于是就造了这座桥。这桥始建于明弘治初年（1488-1497）已经500多年了。明朝隆庆年间，有人在桥上看到一朵五彩祥云，所以通贵桥又叫瑞云桥。桥柱上面刻有：“光绪六年虎丘清节堂、昌善局重修”。这就是历史的印痕。站在桥面上极目向西远眺，可以看见一座宝塔，这宝塔就是虎丘塔。苏州街道的格局是街河相间的双棋盘格局，以河为界，居民区称之为下塘，商贸区称之为上塘。

江南船文化博览馆

江南船文化博览馆陈列了春秋战船、郑和船、沙船、漕舫、鸬鹚捕鱼船等数十艘船模和舟船构件、船上用具及相关资料。游览江南船文化博览馆，犹如乘一叶小舟，徜徉在船的世界里。

古戏台

古戏台的建筑风格是仿唐式的。最早是作为祭神用的社戏场所，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来渐渐变成欢庆节日，举办庙会、丰富民众业余生活的一种娱乐场所。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严重，楼上楼下只有达官贵人，富豪商贾才能如内欣赏，老百姓没这个资格只能在外观看。古戏台等于是给老百姓提供了免费的戏曲表演，是“看白戏”的地方，所以是当时深受百姓欢迎的娱乐之一。

安泰救火会

山塘街的街道比较狭窄，商铺又多。非常容易发生火灾。因此，山塘街的商户和政府联合建立了这家安泰救火会。安泰救火会始于清末民初。之所以取名“安泰”，含义有二：一是“安”“泰”二字都有平安太平的意思；二是名字中包含着“安稳如泰山”的意思。安泰救火会旧址内，至今仍保存着石刻界碑和书条石，这些界碑和书条石是安泰救火会珍贵的历史名片。在这些石刻界碑和书条石中，有两块长方形花岗岩界碑以及三块书条石，其中三块书条石记载了安泰救火会当时集资购买救火艇一事，当时出资者的姓名都镌刻在书条石上。

苏州商会博物馆

所谓会馆就是外地驻苏的办事处。主要用于供同乡人聚会、祭祀，是提供帮助、暂存货物、交流商贸信息的地方。会馆的建筑一般都设有戏台、大殿、厢房、仓库等，有的会馆还辟有花圃、园林供人游赏。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确实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然而,要清楚地梳理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又不是能轻易办到的。尽管我们从余华先锋小说的写作资源和写作精神中能打捞到有关传统文化的只言片语,但感觉始终是在传统文化及文学中寻找其与先锋小说的契合点,使得对先锋的论述多少显得有些游离之感。因此,要从根本上洞悉余华先锋小说与传统的联系,就不能回避对先锋本身的论述。只有当我们从写作立场上论证了先锋写作本身所具有的传

统性之时,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此,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笔者无意(实际上也无力)撼动有关“先锋派”反抗传统的文学史定论,而只是想对先锋所反抗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考察,从传统所认定的“传统”中辨析出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从而为论述先锋及先锋姿态在写作立场上的传统性提供理论支持。在此,笔者只是想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观照方式,而不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框架。

(一)反抗正统:一种基于传统的写作立场

先锋,是以其反叛性和异质性闻名于世的,而它的这种反叛与异质正是体现在反抗传统之上的。然而,如上文所言,先锋在反抗传统的同时,其文本内部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即随处可见的传统阴影一次次颠覆着有关先锋反抗传统的神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前文所言及的传统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陈思和先生曾指出,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为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在此,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大小传统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正统与边缘文化传统。相对于正统的主流地位而言,边缘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然而在一个社会出现价值失范、文化转型时,被压抑的边缘文化就会伺机而起,反抗正统。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反抗正统也是一个光荣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复杂体。在儒与法,儒与道,儒与墨,理学与心学,士大夫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然而,也正是这些矛盾与斗争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而那些不屈的灵魂们则用自己的血泪在中国文化那斑驳而苍老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印迹———叛逆的传统。愤世嫉俗的庄子,“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愤激之词批判社会,攻击权贵,在文化人批判政治方面写下了光辉的一

笔”,而弃官归隐的陶渊明,佯狂避官的阮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都表现出了士大夫远离儒家思想的叛逆倾向。至于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君王的批判,对“无君”思想的鼓吹和期待,则是古代思想家倡导批判精神、质疑权威、反抗正统的可贵证明。“而那些在乱世之中及时行乐的人们,那些在‘狂禅之风’的影响下放浪形骸的名士们”,“更是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叛逆了伦常礼教。”由此可见,反抗正统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中,这一传统更多地为先锋派作家所继承。

我们再来看看先锋浪潮中的余华,他的写作立场与其说是反抗传统,还不如说是反抗正统,惟其反抗才使其获得先锋的美名,也正因为他的反抗又使其落入反抗正统的中

国文化传统之中。如在他的中篇小说《世事如烟》中,中国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地位的道德伦理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百善之首的“孝”被逆转:九十多岁的“算命先生”靠克儿子的寿以苟延自己的生命,奸*幼女以采阴补阳;六十多岁的哭丧婆与十六岁的孙子同床并怀有身孕;另一个无耻的父亲卖掉六个女儿以获利,最小的女儿自杀后灵魂也被他讨价还价地出售。“在这小说世界中充满的是父辈剥夺子女辈的生存权利,用过去扼杀现在。”另外在《一九八

六年》、《往事与刑罚》中,历史的印痕全是酷行与死刑。中国文化中意义权威最高的文本———历史,在余华的笔下被剥去了崇高的光环,从而显露出盲目残杀的原形。于是,正统被揭露与嘲讽,权威被拆解与颠覆。然而先锋余华正是以其反抗正统的决绝姿态在写作立场上与传统发生联系的。

(二)恪守边缘:一种服务于反抗的斗争策略

如前文所云,先锋是以反抗正统为己任的,也正是这种被纳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反抗性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我们还需对余华反抗正统时所运用的武器作一番考察。亦如前文所云,由于西方话语的强势介入,年轻的先锋作家在选择反抗武器时更倾向于“言必称西方”。于是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冷漠叙述”、仿梦笔调、语言的能指化、人物的符号化等西式文本策略。然而,这些西方话语对于本土的先锋来说终究只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而不具备本体论的参照价值。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只能是在中国作家的现实生活感受中升华起来的”,“而不会仅仅从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直接产生出来。”因此,真正对作家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其文本意义建构形成参照意义的还是本土文化传统。就连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余华自己也坦言:“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辈们长眠于此,这才是左右我写作的根本力量。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而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工作的方法。”[5]多年以来,作为工作方法的西方话语因其先锋实验的不断创新及话语模式的多次重复而逐渐销蚀了其新锐性而流于平庸。而与此相反,早已深深融入余华之创作血液并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象此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如此本土化、民间化的经典文本竟会出自余华这位视传统为大敌的先锋作家之手。固然,我们能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被评论界普遍认定的余华从先锋转向传统的标志性文本中看到传统的墨痕,但是我们从先锋小说中看到的也不是纯然的先锋性。如前文所云,先锋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性使余华的这次转向丝毫不显得突兀与意外,相反似乎早已酝酿已久。换句话说,先锋的裂解是从先锋内部开始的。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余华在其先锋小说中惯用一些西式话语策略的伎俩,以造成文本形式上的绚丽。但是透过这一层层的话语迷雾,我们仍旧可以嗅到一些传统的气息,来支持我们关于余华并非“言必称西方”的文学想象。如前文所言,余华也会选择传统话语来对抗传统。当然,他是以选择传统中的边缘话语来对抗传统中的正统话语,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从而为自己的反抗与皈依有效协调的。如他在那篇极富盛名的小说《现实一种》中,便用中国传统的“性恶论”有效地颠覆与嘲讽了居于正统的“性善论”;而在《河边的错误》等一系列小说中,他用吴越的理性对抗中原儒家的感性;另外他的《世事如烟》、《四月三日事件》等也有明显的以神秘主义对抗“子不语乱力怪神”的企图。在此,传统边缘文化因此成为余华反抗的据点而得到张扬。因此,如果说余华的先锋小说是以反抗正统为其写作立场的话,那么西方话语与传统边缘话语便是服务于这一写作立场的两大话语资源。然而,由于前者在文本操作上的有限性和虚表性使其效果多流于形式且难免消失殆尽,而后者的本土性和此在性注定使其成为源源不断的强势资源。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余华是以恪守边缘的姿态来反抗正统的,而他所选择的边缘无疑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这为本文论证余华先锋小说的传统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他在选择边缘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传统的一种反抗,而这种反抗又构成了余华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先锋姿态。于是,在正统与边缘之间,在反抗与皈依之间,余华似乎执意要用自己的小说为先锋的价值观作一次诠释。

关于“武汉有哪九个城门？”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